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

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，让我觉得网上流行的那句话，“人性最大的恶，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，最大限度地为难别人”，还是低估了人性之恶。岂止是为难，只要给这种人可乘之机，他们是不吝于极尽欺凌之能事的。

欺凌，不仅仅是发生在隐秘的角落，也可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仅是像邯郸霸凌虐杀同学案那样，发生在少年与少年之间，也可能是像河南虞城幼儿园那样，发生在老师与幼童之间（虽然涉事俩老师据说也是未成年人），还可能像陕西榆林餐馆内，发生在制服男与货车司机之间……

对于这些欺凌者的心理，六神磊磊在《欺负司机之前，制服男反复确认了他的弱小》一文中说得很到位：“每一次看似随机的作恶，其实往往都是反复的确认。每一次貌似随性的欺凌，往往都是精确的对弱者的狙击。对一些败类来说，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，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辜负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你其实什么都没错，只是错在自己弱小，处在了食物链底层。”他们的恶，是习得的，是养成的，说白了，就是给惯的。一次次的欺凌，没有得到弱者的反击，更没有得到社会的惩治，自然就会肆无忌惮，遇见怂人搂不住火。

美国社会学教授兰德尔·柯林斯在他的《暴力：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》中亦有过类似的阐述：“成功的攻击者懂得如何挑选软弱的敌人，有时这指的是身体上的软弱，但更重要的还是情境中的软弱。”你看，虞城幼儿园那两个所谓的“老师”，就“成功地”挑选了5岁的留守儿童作为自己的欺凌对象，而那个榆林餐馆内的“制服男”，也“成功地”挑选了明显比他强壮的货车司机肆意挑衅侮辱，因为正是这样的情境，让他们可以或在相对封闭、强弱分明的空间里作威作福，或倚仗着一身制服就想称王称霸。如柯林斯所说：“暴力的专业实施者发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态位，让他们能够榨取互动中产生的软弱。”

可以说，这样的情境，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可避免，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态链中，都注定有强有弱、有善有恶。我们无法避免其中的弱，何况弱也不是错，而是更要警惕和防范那些恶。罗翔老师说：“很多人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，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，弱者就该被不好对待，那这样认为的人你自己也不配生在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总有比你更强的人，你在他们面前也是弱者，你认为弱者不配生存，那你也是弱者，你也不配生存。”恃强凌弱是人类从野蛮丛林进化到文明社会后，仍残留的一根丑陋的尾巴，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留存这样的尾巴，更要对暴露出有这样尾巴者，人人喊打，而且要像“打地鼠”一样，露头即打，打得他不敢再犯，打得他人不敢效仿。

所以对于坐压踩脸罚跪虐打5岁幼童的两个所谓“老师”，还有那个把饭菜倒进垃圾桶，无端挑衅司机逼其吃掉并对其锁喉的“制服男”，无论是我们的法律和舆论，还是其所在单位都绝不能姑息，甚至包庇纵容。据说虐打幼童的“老师”有一个只有14岁，之前就因打架霸凌抽烟等原因被学校开除，因为和园长是亲戚，所以竟然入园当了“老师”，如果情况属实，这个园长绝不能仅仅是停职了事。而那个制服男所在的收费站，在事发之后的通报中，竟然把这件事轻描淡写说成是“做出不当言行，并产生口角争执和肢体推搡”，而且对于当事人仅仅是停职检查。从这样一份几乎“面无表情”的通报中，我们看不出痛心，看不出愤怒，更看不出羞耻，真不知道其领导有没有是非之心、正义之感。

在我看来，我们的社会对于欺凌行为应该“零容忍”，对于有欺凌行为者，一经核实，除了法律制裁、经济赔偿和舆论谴责外，更要在很多行业“终身禁入”。就像那个“制服男”，穿了一身“制服”就觉得可以随便“制伏”别人，这样的人就应该永远不能让他再穿上任何“制服”，除了囚服。

最近正好在看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·兰厄姆的《人性悖论：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》，其中谈到倭黑猩猩与黑猩猩中的雌性面对雄性欺凌时的表现和策略，很有意思，也颇耐人寻味。倭黑猩猩中的雄性很少欺辱雌性，因为它清楚地知道，雌性的尖叫会在几秒钟内引来其雌性同盟的“助拳”，而雌性黑猩猩则因为“相对分散的生活方式”，“无法在和雄性对抗时获得相互支持的信心。”可见，这种面对欺凌的“防御同盟”，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我们至少都能像虞城幼儿园那个刚来的保育员，将两位“老师”虐待男孩的视频拍下来并发到村里的生活群中，而不是像视频中的那些旁观者助纣为虐地哄笑，也会让那些欺凌者心存忌惮，有所收敛。

日剧《legal high》中的古美门律师说：“欺凌的本质是气氛”，那么，反欺凌同样也应该形成一种气氛，让反欺凌霸凌成为我们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。你看人下菜碟，就让你连端碟的机会都没有；你柿子捡软的捏，就扼痛你那只捏软柿子的手；你鬼挑弱者上身，就让钟馗成为每个弱者的“护身符”。而对于那些姑息纵容欺凌行为者，也不能轻轻放过。

一个现代文明法治社会，不能让欺凌成为欺凌者的通行证。你欺软怕硬，那就给你来点儿硬的。